从香港法律角度看大陆孩子在港街头小便案 当众便溺是拍摄儿童便溺是重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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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以后还是看看香港法律再去香港，也不用动手动脚的了，到时候自己而给他们搬法律，叫警察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自己被送进警察局，同时要做一个有素质得人才是正理


　　4月15日，一对年轻的内地夫妇带着一个两岁小女童在香港游玩，在西洋菜街因为找不到厕所而让小童在大街上小便，有香港人拍照并“劝喻”，最后产生纠纷，报警后，妻子因涉嫌袭击他人罪而被捕。此事发生后，不出意外地引发新一轮的内地——香港的骂战，为已经极为紧张的中港关系再加上一条稻草。


　　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对此进行评论。一位自称在美国任教的博主心路独舞，写了一篇《都是谁在丢华人的脸》，把矛头直指内地夫妇，其内容无非就是中国人不文明不讲规矩一套。我们一般都认为自称在美国任教的人是文明理性的，但这个心路独舞却让人大跌眼镜。从善意角度出发，他是出于对香港法律的无知以及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从正常角度出发，这种有什么事首先指责中国人素质不行的见解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一种陈旧的有色眼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在心理上的自贱。


　　关于这个问题的道德讨论很多，大部分人都认为尽管一般说来在大街上大小便“不对”，但小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是情有可原的。我主要从法律的角度说一下为什么对小朋友和家长的指责是错误的。


　　在香港的法律中，对在大街上不许大小便的法规在132bk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中。法例第8条规定：


　　(1) 任何人不得在以下地方大小便─：


　　(a) 任何街道、公眾地方或公眾看得見的地方；


　　(b) 建築物的任何公用部分，而該公用部分並非洗手間或水廁。


　　(2) 任何正在照顧或看管一名12歲以下兒童的人，不得在沒有合理因由下，准許該兒童在以下地方大小便─


　　(a) 任何街道、公眾地方或公眾看得見的地方；或


　　(b) 建築物的任何公用部分，而該公用部分並非洗手間或水廁。


　　根据这个法例，该女小童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但是，我要说这条法例的相关规定是一条恶法：因为它一刀切地规定了不得在公众场所这个“地点”大小便，而没有排除符合情理的“方式”。于是根据这个法例，无数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比如一个带着尿布的婴儿在公众场所排泄是违法的，尽管他带着尿布，但是他仍然在公众场所排泄了，所以他还是违法了。


　　又比如，在大型活动中，很多人会带着成人纸尿布以免除找厕所之苦。但根据这个法例，他们只要在公众场所排泄了，即便排泄在尿布中，也属于违法行为。


　　更有甚者，即便一个人忍不住被迫尿裤子，这样的尴尬同样是违法的，因为他仍然在公众场所排泄了。


　　因此，这条只规定地点不排除合理的方式的法例是一条不符合公众常识的法例，是典型的恶法。


　　我们再假设一下内地夫妇在当时有什么选择呢？他们找不到厕所（据女童父母解释是厕所排队过长，观察者网注），而女童又要排泄。这使他们不得不采用权宜之计。但他们会发觉，他们能够想出的所有权宜之计都是违反这条可笑的法律的：只要不在私人地方或者厕所排泄，就属于违法，即便戴上纸尿布，或者甚至排泄在裤子上，也是“在公众场所大小便”。他们选择了其中的一种方法，即用尿布接着排泄物的办法。这个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但也肯定不是最差的办法。从镜头上看，小童的排泄都在纸尿布上，并没有对环境造成损害。最重要的是，法例并没有规定各种方式之间在法律上有什么不同，这个“好”与“不好”只是我自己根据常识的判断，并不是法律上的差异。


　　人要排泄是天赋人权，不能仅仅因为找不到厕所就不排泄（俗话说“人不能被尿憋死”），如果夫妇有办法证明当时他们确实找不到可用的厕所（比如他们不知道哪里有，语言不通而无法得到指引，或者厕所排长龙），这可笑的法律又杜绝了其他一切可以保障这个人权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完全可以不被这条恶法所约束。在一个“法治”而非“法制”的社会（比如香港），“恶法”是可以不遵守的，特别是违反天赋人权和社会公义的恶法。如果该夫妇因此受检控，完全可以用“恶法”的理由抗辩。


　　无疑，在香港并没有出现排泄在纸尿布上而成功被控违法的案例（就我所知），而香港是一个实行普通法的地方，案例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字面上的解释，这使实际上这条法例变得宽松（以致恶法不恶）。但你无法要求一个旅客熟悉香港所有的案例（这是律师的事），他们最合乎情理的处境是按照法例的条文去理解。只要该夫妇在法庭上声称他们知道香港有这条法例，而在当时无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维护天赋人权，法庭就应当判决他们无罪。


　　无可置疑，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是一种不受欢迎的行为，但凡事都有例外。带过小朋友的出门的人都应该能够体会这种随时有可能需要面对这种问题的困难，而有这种恶法的存在让守法的人也被逼违法，这使他们的情况更为值得同情。同时我也建议，香港拿着高薪的公务员应该好好检讨一下这条法例，而尊贵的立法会议员也理应督促政府去修改这条明显违背常识的法例。


　　此外，我再说一下内地父亲“抢”拍摄者的相机记忆卡的法律问题。在小童便溺期间，有人用手机拍摄过程（后来还放上网）。家长去“争夺”相机记忆卡，引起了第二轮冲突。


　　这个过程中，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拍摄者首先涉嫌犯罪，这个父亲的行为完全正当。


　　尽管拍摄者在公众场合有拍摄的自由。但是由于这个拍摄的对象是年仅两岁的女小童便溺的图像，这种自由就受到限制。香港法例579章《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禁止儿童色情物品的生产、管有和发布。儿童便溺的图片和影像是儿童色情物品的一种。根据第三条第三款：


　　(3) 任何人管有兒童色情物品(除非在該兒童色情物品中他是唯一的色情描劃對象)，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及監禁5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00及監禁2年。


　　注意，在香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不仅仅是违法，而是犯罪，是重罪。即便你不是生产者，不是传播者，仅仅在你的记忆卡或者电脑上存放着儿童色情物品就是重罪。


　　这个拍摄者的拍摄行为有“生产“儿童色情物品的嫌疑（对生产的定义可能有争议，特别是在公开场所的拍摄，这里不深究），但他在相机记忆卡上留有这个图像则是确定无疑的“管有”这个物品。尽管他当时尚未已经“发布”，但是由于他既已经录制，他又自称记者，于是也有合理理由怀疑他有可能进行发布（事实上，其他相关资料也确实发布了）。


　　因此，这个父亲争夺相机记忆卡，是中止拍摄者正在进行的“生产” 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的犯罪行为的正当手段，又是防止他“发布” 儿童色情物品的犯罪行为的必要手段，完全合法合理。这个父亲完全有理由向香港警方报案，要求警方调查并起诉。


　　还有人问我，这对父母让女儿在公共场所暴露私处是否违法，这里也简单说一下。关于暴露私处的法例是200章《刑事罪行條例》148条《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


　　(1)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辯解，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的情況下，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分，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及監禁6個月。


　　(2) 年齡在12歲以下的人，不會僅因沐浴時不穿衣服而犯第(1)款所訂罪行。


　　这里没有说在公众场合因大小便而暴露私处的问题。但是香港实行普通法，在第二款规定12岁以下的小童可以因沐浴而裸露身体，这条规定可以合逻辑地应用在大小便之上。因此，年仅2岁的小童因为大小便的原因而在公众场合暴露私处并不违法。如果是12岁以上的人，这就是犯罪行为。


　　因此，在该案例下，父母出于儿童需要排泄的原因而让儿童暴露身体是不违反这个条例的。路人看到了也不违法，但是如果像这名港人一样拍照的话，这就是犯罪行为，至少触犯了管有儿童猥亵物品的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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